我的同學姚文智

上週五，帶輔大校園媒體記者進新聞局，專訪剛當局長不久的校友姚文智。當時是中午，姚文智剛開完會，招待我們在局長室吃便當，邊吃邊聊。學生記者問他大學生活、政治生涯和改革計畫，他有問必答，坦率幽默，不時逗得學生發笑。當學生問他：「對學弟妹有何期許」，他更是俏皮地答道：「我期許你們要獨立思考，不要期待別人的期許」。

我在旁作陪，聽他們對話，思緒常跟著飄回大學時代，重新看到那個愛打籃球、愛交朋友、愛上街頭、愛談文化的老同學姚文智。

姚文智，原本唸東吳企管系，當過籃球校隊，在我大二時轉學進輔大大傳系新聞組（現在的新聞傳播系），成為我的同學。他個性爽朗、瀟灑浪漫，很快就和同學打成一片。我會和他變熟，則是因為政治。


當時是一九八五年，黨外組黨浪潮風起雲湧、遊行示威此起彼落，他和我因為較早接觸黨外雜誌，不能忍受媒體的新聞封鎖和學校的黨化教育，因此常交流禁書，相約去聽黨外演講、參加遊行示威。但他比我積極、勇敢，幾乎無役不與，有一年五一九遊行，還被鎮暴警察圍困在國父紀念館整整一天，嚐過被噴水柱的滋味。

當時，我們不再相信從小讀到大的歷史教科書，急切著想要重建一套歷史知識和政治觀點。我們讀禁書、聽演講，也找老師討論。大三時，台灣第一位留德傳播博士翁秀琪老師擔任我們導師，她治學嚴謹、思想開放，姚文智和我最愛纏著她問東問西，有時，翁老師急著回家接小孩，就叫我們上她的車，一路從輔大聊到天母。

大四，學運蜂起，姚文智不是核心份子，但參與地下刊物的創辦。輔大早在我大一時就發生校刊《輔大新聞》遭查封事件，輔新成員隨即轉入地下，出版《改造》抗爭，成為台灣八○年代最早的學生地下刊物；大四，台大《自由之愛》、政大《野火》相繼出現，輔大學運青年再度集結，籌辦《野聲》。這份《野聲》的打字印刷工作，就由姚文智洽請親戚幫忙。我還記得，某個下午，參與籌辦《野聲》的學弟找我們到文友樓中庭樓梯上，一邊低聲討論此事，一邊留意有沒有人偷聽。

大學畢業後，我進《自由時報》當編輯，他先在《太平洋日報》當社會新聞記者，一年後考進政大政治研究所，並轉到《自由時報》當體育記者，成了我的同事。後來，他為了兼顧學業，轉任地方中心核稿，過著半工半讀的日子。一九九一年，聯合報記者徐瑞希因為報導新聞得罪老闆的朋友，慘遭開除，民生報記者江澤予參與跨報社連署聲援徐瑞希行動，也遭開除，姚文智不僅聲援他們，還出錢出力幫他們打官司、討公道。

一九九五年前後，姚文智拿到碩士學位，隨即離開報社，轉任謝長廷助理，開始政治生涯。當時，他拿的薪水只有報社一半，工作量卻倍增，從草擬質詢稿到寫輓聯、提皮箱都得一手包辦，但他甘之如飴。

他當助理時，謝長廷剛退出台北市長選舉不久，之後，謝長廷與彭明敏搭檔競選正副總統失利、辭去立法委員，又遭遇宋七力事件重擊，政治生命盪到谷底。很多朋友勸姚文智另投明主，或重回新聞界，但他堅持留在謝長廷身邊，不棄不離。還隨著謝長廷遠赴高雄，打一場沒有幾個人看好的市長選戰。直到一九九七年，謝長廷空手勸降陳進興成功，政治行情止跌回升，隔年又驚險當選高雄市長，姚文智才算熬出了頭。

姚文智先當新聞處長、後任副秘書長，主辦高雄燈會、籌備文化局，還兼愛河整治和景觀改造小組召集人，成為打造高雄經驗的靈魂人物。這段時期，每回同學聚會，他總愛談燈會如何喚起高雄人的光榮感、光雕如何營造高雄的城市美學。去年，他辭去公職，原本打算出國唸博士，後來留在台灣，出任台視董事、台視文化公司總經理、原住民電視台創台台長，忙得不亦樂乎，直到今年，謝長廷組閣，他重返謝團隊，接下新聞局長重任。

姚文智出任新聞局長，年僅三十九歲，媒體驚訝他的年輕、卻常忽略他的歷練。回顧歷任新聞局長，沒有人像姚文智這樣，從基層的記者、核稿當到媒體的董事、總經理、台長，從地方的新聞處長升任中央的新聞局長。完整的新聞實務和行政資歷，讓他足以勝任這項要職。但更可貴的是，在現實政治打滾這麼久，他還沒忘記學生時代的理想，還是不改浪漫、還是充滿使命感。

我最感動的，是他籌辦文化雜誌的精神。去年八月，他無職在身，有一天來找我，說想出版一本文化性雜誌，我直覺以為是要恢復謝長廷早年辦的《台灣新文化》，沒想到他說這雜誌與政治無關，而是希望呈現都會人的知性品味和感性娛樂，提供最完整的文化活動情報、最精彩的藝文影視評介、最貼身的都會生活報導。我直說這種雜誌賺不了錢，連生存都有問題，但他堅信台灣——至少台北——需要這樣的雜誌、也養得起這樣的雜誌。我們爭論著，我忽然覺得有點錯亂，怎麼一個浸淫官場的人在談理想、在大學教書的人反倒在談現實。

幾個月過去，我以為他已經放棄。沒想到去年十二月，他告訴我，這個雜誌確定要辦，而且財力無虞，因為他接任台視文化總經理，短短一兩個月讓公司業績成長三倍，他打算用賺的錢來支持文化雜誌，即使一年賠個幾百萬也挺得住。他說做就做，馬上招募人才、規劃內容、租辦公室，三月七日我去找他，雜誌試刊號已經就緒。三月八日，謝長廷宣布任命他擔任新聞局長，當晚我們和幾個老同學餐敘，他還強調要設法讓這個雜誌辦下去。

他看事情，喜歡從文化的角度切入。他上任前，我奉媒體改造學社之命，與他討論廣電媒體公共化問題，他明言支持建立公共廣電媒體集團，但覺得媒改社訴求「台視華視公共化」層次太低了，應該說明公共化的目的為何；在他看來，建立公共廣電集團的目的在於確保文化主體性，希望做出能夠反映在地特色和文化傳統，而且叫好叫座的新聞和節目，扭轉好萊塢和日劇韓劇氾濫的現象。他反覆強調：「我是個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人」，正是這份使命感，讓他支持公共化，也讓他宣示一年要拍百部國片，既要捍衛文化主體性，又要帶動文化創意產業。

對於新聞亂象，姚文智也不願坐視。當媒體報導倪敏然自殺新聞，跑馬燈二十四小時在跑，連觀落陰都當成獨家時，他宴請媒體主管，拜託大家參照WHO自殺新聞報導原則，不報導自殺細節、勿將自殺英雄化、避免簡化自殺因素；黑道仲裁者蚊哥昨天出殯，姚文智擔心媒體將黑道英雄化、對青少年及社會風氣產生負面影響，早在上週五就發函呼籲媒體自律。但這些勸說、呼籲，宛如對牛彈琴，媒體依然故我。姚文智不死心，成立一個專案，想要扭轉收視率掛帥的亂象，他說能否成功還不知道，但一定要努力去做。

他也知道改革媒體不能靠官方，更要靠社會力量。專訪那天，他忍不住質問學生記者，既然不滿媒體，「為什麼不跳出來抗議」，「就算到新聞局來抗議都沒有關係」，他覺得需要有更多人發出怒吼，改革媒體的力量才能壯大。

作為新聞局長，姚文智難免捲入政治風暴，我覺得他到目前為止處理得相當得體，奈何經常遭到扭曲。以最近的成龍事件為例，成龍在國際場合批評台灣民主，宣稱四年內不來台灣，姚文智作為國家發言人，自然必須有所回應，他指責成龍傷害台灣人民感情，但強調台灣是個自由的國家，成龍來不來是他個人自由，我們不會在意。這個回應，既表明我們的立場，也尊重成龍的自由。沒想到中國時報竟發表社論「振興台灣電影比罵成龍重要多了！」，一面放大成龍，說他舉足輕重，我們應該拉攏他，一面縮小成龍，說他的話傷不了台灣，我們不該反駁；聯合報還刊出讀者投書，指摘姚文智把成龍「打入黑名單」、「這與威權時代有何差別」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我比較失望的，是他沒有斷然取消置入性新聞陋規。當五二○前後，我看到中國時報登出「政策觀察站系列」、自由時報連載「綠色執政、台灣心情系列報導」、台灣日報推出「活力台灣、邁步向前系列報導」，心想這種置入性新聞實在不是記者出身的姚文智所該做的。我猜上任未久的他，是在執行原有計畫，也未必有權取消計畫，但無論如何，他是局長，就有義務改革這種陋習。所幸，他在二十五日宣示將調整置入性行銷作法，讓我覺得還值得期待。

姚文智是個真實的人，他不會擺架子，也不會塑造虛假的形象。他累了就打哈欠、有不滿就說出來，從不掩飾，甚至自曝內幕，說自己在開會時打瞌睡。

姚文智更是個溫暖的人。他對朋友總是推心置腹，總是願意分享所有，總是把朋友看得比自己重要。有回我到政大考試，他把宿舍讓給我住。今年三月七日，我到台視文化找他聊了一下午，臨別，他說隔天沒事，就拿起電話，約了幾個老同學晚餐；沒想到隔天早上，謝長廷在答覆立委質詢時宣布任命他當新聞局長，當晚，同學們都以為姚文智沒空來了，沒想到他不但出席，還跟我們聊到十二點，散會時，他才透露隔天早上九點有個記者會，他要和新聞界進行第一次對話，得回家熬夜準備。

上週五的訪問也是，我看局長桌上公文層層疊疊超過一公尺，問他有多少時間受訪，他說一小時吧，結果一聊將近兩小時，聊完，看他回去和那堆公文奮戰，我有點抱歉、有點不捨，還有更多的感動。

這就是我的同學姚文智，一個浪漫、率真、有情有義、有理想又有行動力的人。

2005年10月14日補充說明：

這是我今年五月寫的文章。當時，姚文智剛當新聞局長不久，輔大幾個校園媒體都想報導這位校友，先後訪問我，也有學校同事、學弟妹和報社舊識向我打聽姚文智的背景，我一遍又一遍重述，有點煩，乾脆寫成這篇文章，一次說個清楚。

這篇「校友介紹」式的文章寫我和姚文智在輔大、在報社的共同經歷，以及他如何進入政壇、如何成為新聞局長，還有我個人對他的觀感。誠如我在六月七日回應讀者所言，這樣的文章：

「是懷舊的、感性的；同時因為是個人的認識和觀點，也是主觀的、不全面的。」

「我很清楚，如果換了別人來寫（如同事或對手），他們看到、寫出的姚文智，可能和我看到、寫出的不盡相同甚至迥然不同；我也清楚，一個人內在的良善、私下的友好並不能保證他政策正確、政績斐然；我更清楚，同學的情誼可能使我無法超然、理性地評論他的政治作為。」

「正因為這樣，我沒有投書到報社替他說話，而是在個人部落格寫我所瞭解的他；也因為這樣，標題不是『新聞局長姚文智』而是『我的同學姚文智』。」

我把文章放在個人部落格，是希望我們共同的學弟妹和朋友看得到，不必再來問我「姚文智是怎樣的人？他為什麼能夠當新聞局長？」  也希望路過的網友知道，這是我個人對老同學的側寫，而非學者或記者在大眾媒體上對政務官的評述。

但我顯然忽略網路傳播的複雜性。我沒料到這篇文章會被那麼多人轉寄，更沒料到它會成為Google和Yahoo檢索「姚文智」的第一篇文章。這讓這篇文章的傳播範圍比預期的大、流傳時間比預期的久，不知不覺脫離了寫作的時空脈絡。每當姚文智成為新聞人物，就會有許多網友前來瀏覽、前來留言，其中有些人把這篇「個人部落格的校友介紹」當成「大眾媒體的人物評述」來解讀、來批判，讓我不知如何回應。

羅蘭巴特說：「文本誕生，作者已死！」文章一旦發表，就脫離了原始寫作脈絡，不同的讀者會從各自的時空背景、各自的目的和需求去理解它、詮釋它，作者的原意反倒無足輕重。我在此感受到了。

作為「已死」的作者，我知道無論如何說明，都難以將讀者拉回我寫作的時空脈絡，從那個脈絡去理解內文。

我只能說，我寫出了我從大學以來所認識的姚文智，寫他的成長故事、寫他在今年五月以前的經歷，我寫的每一段內容都是事實，這些事實都可以接受檢驗，這些事實也接受大家進行不同的詮釋（例如ycj說：「公文層層疊疊超過一公尺，有時候不表示他忙，只表示他拖延」）。

我從不敢宣稱自己寫出姚文智的全貌，但也希望網友瞭解，大眾媒體所報導的姚文智也非全貌，完整的姚文智既有優點也有缺點、既有理想也會犯錯、既有力求上進的過去也有充滿誘惑的現在和未來。我不會因為多年來一直覺得他「浪漫、率真、有情有義、有理想」就認為他現在所作所為通通正確，也希望網友不要因為覺得他部分施政失當就認為這個人一無是處。Wang說得好：「我們一定要學那些政客鬥爭，惡劣到不能容忍敵人也有優點嗎？」

對人和對事的評斷應該分開，立意良善的人可能會做錯事，居心叵測的人可能會做好事。如果你要認識姚文智這個人，這篇文章可以提供你部分資訊，讓你瞭解他成長的一個側面，但也僅是一個側面，你還可以從其他地方（如台灣立報的這則新聞、動腦月刊的這篇報導、中時電子報這篇文章和這個專訪，以及聯合新聞網彙整的相關報導）認識更多元的姚文智。

如果你要討論「事」，要討論姚文智近來推動的政策得失，這篇文章對你恐怕沒什麼用，因為它談的主要是過去而非現在、私誼而非公務。如果你要討論「事」，請參考我寫過的其他幾篇與新聞局業務有關的文章，如：「新聞自由與政治判斷」、「搭便車談換照爭議」。此外，我在我的社會書籤（furl）裡，經常選錄學者專家的評論文章，其中不乏和新聞局有關的論述（例如這篇），請網友自行參考。

至於有人要我評論姚文智的政績，請恕我礙難從命。因為，公民在評論政務官優劣時，主要是根據媒體報導來評斷他的政策是對是錯、執行手法是精緻還是粗糙；但我作為老同學、老朋友，知道一些媒體沒有報導的訊息，除了看政策和執行，也會考量他的情境、動機和難處，難免對他有比較深的理解、體諒和同情。這種「同學對同學」的理解，與「公民對官員」的評斷，差異太大，很容易再度因為「文本誕生，作者已死」而引發誤解，因此不寫。